由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采集了消费者的偏好信息及愿意支付的价格，企业被赋予了价格歧视的权力，它们可以向那些对产品价值评价更高的消费者或选择空间较小的消费者收取更多费用。

　　价格歧视不仅有失公允，也给经济的运转效率拖了后腿，因为标准经济理论是建立在无歧视性定价的基础上的。 对于同一件商品，每个人所支付的价格应该是相同的，但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可以令不同的人支付不同的价格。 因此，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让高科技企业分了更大一杯羹，而社会其余成员（如普通消费者）的处境却更加艰难。例如，史泰博（Staples）已经被证明可以得知居住在特定邮政编码区域的居民附近是否有与其类型相同的商店，如果该地区没有的话，史泰博就可以对网上订单收取更高的费用。

　　保险企业也同样知道客户的邮政编码，并且会根据邮政编码收取不同的保费。它们不仅根据客户的邮政编码收取不同的费用，更是利用市场势力榨取更多利益。事实上，像上述这样通过邮政编码区别定价的案例主要针对的是少数族裔，因此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已经被证明是施行种族歧视的新道具。 21世纪的数字经济扩大了企业对目标消费群体的影响力， 使它们可以轻易地找到消费者的弱点。

　　例如，人工智能可以辨别出容易对赌博上瘾的人，人们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组织蛊惑去拉斯维加斯或者就近的赌场（赌博）。正如社会学家泽内普·图费克奇反复强调的那样，人工智能可以利用人们对诸如新鞋、手提包或者海滨旅行等非理性的渴望，向消费者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导致人们大肆挥霍金钱，使感性的自我压倒理性的自我。 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塞勒在他的研究中描述了人们内心中感性自我和理性自我斗争的过程。

　　新技术放大了人类软弱的一面，而更让人担心的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企业近乎完美地洞察人类的弱点，并据此调整未来的战略方向，以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利益最大化。 大数据在很多科研领域中也十分有价值。一家基因企业收集的数据越多，它就越有能力分析一个人的DNA，并检测出某些特定基因序列。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倾向于尽可能多地收集个人数据，拒绝将这些数据分享给其他人。

　　从下面一则故事中可以看出，在企业追求利润的过程中，生命的凋亡只是另一种形式的附带损害。“人类基因组计划”始于1990年，是一个致力于破译人类基因序列的伟大国际工程。该工程于2003年圆满结束。但是一些私人企业意识到，如果它们能走在这个项目的前面，就可以将破译出来的基因编码申请专利，进而牟取暴利。例如，犹他州的麦利亚德（Myriad）获得了BRCA1和BRCA2两种基因的专利，并开发了一项基因测试技术来检测这两种基因的携带者。

　　这项检测十分有价值，因为携带这些基因的女性罹患乳腺癌的概率很高。麦利亚德开始漫天要价，诊断费用从2500美元涨到4000美元，后者相当于整个基因组测序的成本。高昂的价格超出了很多人的承受范围，但麦利亚德的诊断不仅价格昂贵，其检测技术也和其他所有测试技术一样并不完美。与此同时，耶鲁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号称结果更准确的检测技术，他们愿意以低廉的价格向公众提供基因诊断服务。而作为该专利的“拥有者”，麦利亚德却不愿意他们这么做。

　　它之所以拒绝，并非仅仅因为利润受到损失，更是因为它需要数据。幸运的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圆满的。分子病理学协会起诉了麦利亚德，协会认为天然的基因是不应该获得专利保护的。2013年6月13日，在一次历史性的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一致做出裁决，否决了麦利亚德的基因专利。

　　自那以后，基因诊断检测的价格下降了，而且质量上升了。这个例子将专利对技术创新产生的负面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为了摸清客户的偏好，以便于榨干每个客户的最大价值，企业必须掌握大量数据，这意味人们会丧失个人隐私。虽然有些人会认为，只要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有没有隐私其实没什么关系，但这种想法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收集了大量关于他人数据的人（或者组织）都有可能将部分信息泄露出去，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将受到威胁。

　　如今，大数据及信息技术的进步可以让企业和政府轻松地构建一个巨大的电子档案库。 有些人对此感到庆幸，因为美国的大数据技术掌握在像谷歌、Facebook或亚马逊这样的私人企业手中，而非政府。我并不认为这是件好事，一旦考虑到网络安全的问题，公共和私人之间的界限就变得十分模糊。爱德华·斯诺登的爆料告诉人们，美国政府已经掌握了大量个人的信息，而且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轻易获取任何私人企业拥有的数据。

　　此外，有关Facebook收集大量客户数据的意图、它将部分数据披露给其他机构的举动（如剑桥分析企业），以及它为保护数据所采取的安全措施（是否到位）——这一切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关注个人隐私。在这个时代，隐私和权力是密不可分的。拥有大数据技术的企业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而作为它的狩猎对象，大多数消费者似乎对此无知无觉。

　　这种科技强权有很多种表现形式。人们已经注意到像Facebook、亚马逊和谷歌这样的信息巨头会通过信息优势来巩固自己的市场占有率，排挤竞争对手，并将自己的市场势力渗透到其他各个领域。由于这些企业在数据上占据绝对优势，竞争对手几乎没有进入市场的空间。经济理论和过去的历史告诉人们，“老牌”垄断者缺乏创新的动力，它们更乐于巩固和拓展自己的市场势力，而不会耗费精力研究如何更好地为他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