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经济站在2023年126万亿元GDP的起点上，想要实现突破，就需要挖掘更多可能性，寻找更多新动能。面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增速放缓的趋势，更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实干肯干，创新创造。

　　“世界风云激荡，我自青山咬定；任它波涛汹涌，我自破浪前行。”1月19日，在“第十届（2024年·春季）宏观形势论坛”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如此评价2023年中国经济的表现。

　　2023年中国交出了一份成色好、分量足的经济“成绩单”。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去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2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2%。

　　吉炳轩认为，2023年，国际经济出现了“一高一低”的现象，即高通胀、低增长。中国经济运行也可以用“一高一低”来形容，分别是增速较高与物价较低，这与世界经济的运行特征正好相反，充分展现了中国对世界经济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2024年，国际经济形势将如何发展？中国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余位国内知名专家齐聚“第十届（2024年·春季）宏观形势论坛”，共同展望2024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共同探寻2024年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2024年全球经济面临挑战

　　“不确定性大”“风险高”“增速缓”……从对2024年世界经济展望的关键词可以看出，各界对2024年世界经济发展的预期不高。

　　吉炳轩谈到，展望2024年，世界宏观形势有很大的不稳定性，甚至会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各种矛盾会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各种困难和问题都会出现，也将是复杂多变的一年。可以明显看到的是，多国政治博弈十分激烈、局部战争冲突仍将持续、全球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全球治理体系艰难调整、全球经济贸易围栏设卡、应对气候变化任务艰巨。

　　“超级大选年”的到来，正在加剧全球经济形势的未知与动荡。在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发布的《Y型路口上的世界——2024年人大重阳宏观形势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2024年为“超级选举年”，预计将有78个国家和地区举行总计83场全民性参与的选举，涉及人口数量达42亿，占全球人口的60%。《报告》还指出，2024年，世界在政治、安全、经济、金融、社会等五个维度面临“Y型路口”的选择，形成“十面埋伏”布局。

　　可以看到，多个国际机构的预测都是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缓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2.9%。日前，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将增长2.4%，增速连续第三年放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认为，2024年，对全球而言无疑是机遇和挑战并进的一年。世界两个主要国际经济组织都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低于3%，意味着今年全球经济处于衰退的边缘。

　　与此同时，朱光耀还指出，也要看到巨大的挑战下，光明的经济前景，即第四次产业革命正面临着新的突破。他也提醒，在人工智能带动全球第四次产业革命进程，为人类生产力的提高提供巨大的机遇时，也必须警惕AI带来的挑战，尤其是要非常慎重地处理AI与大国的关系。

　　从金融领域来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分析，2024年，多数国家央行仍将在“抗通胀”和“防衰退”的政策目标中寻求艰难平衡。虽然全球通胀问题得到阶段性缓解，但导致全球经济下行的短期和长期因素依然很多。

　　他认为，为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各国政府和央行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防范各国经济政策对外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尤其是要防范个别大国利用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作用对外转嫁风险和危机；通过政策协调形成应对挑战的合力，共同维护开放包容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塑造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

　　危中寻机：中国经济蕴藏巨大的增长空间

　　作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经济回升向好为提振全球经济复苏增强信心。

　　1月17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指出，从横向来看，2023年我国5.2%的经济增速高于全球3%左右的预计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2023年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望超过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

　　“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引领力量，也成为宏观形势的决定性力量。”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席理事长林尚立表示，世界宏观形势的好坏除了外部因素以外，还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发展和持续稳定。

　　2024年，中国经济何去何从对世界经济的复苏至关重要，那么，中国经济究竟蕴藏着多大增长潜力？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分析，中国经济转型若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未来10年，将释放5%左右的经济增长潜力。

　　迟福林认为，当下，中国经济转型正处在重要的历史关节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蕴藏巨大的经济增长空间。从现实情况看，14亿人的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这是我国特有的“转型红利”。

　　其中，消费结构升级蕴藏巨大的消费潜力，产业结构升级蕴藏巨大的投资潜力，城乡结构升级也蕴藏着内需潜力。初步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新增投资需求达到6.6万亿元左右。

　　针对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目标预测情况，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给出的答案是：可以继续设定在5%。“虽然有困难，但还是有非常大的、值得期待的前景。”

　　贾康分析，去年8、9月份，经济指标向好后，相关政策持续“加码”。去年三季度，增发的1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像是“引子”，随后一系列其他措施出台，形成了一揽子政策组合。他认为，这些措施今年应继续在动态优化的进程中发力，在夯实向好的趋势的同时，奠定更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贾康也指出，中国以现代化为战略目标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要冲过“历史三峡”的关键性考验阶段，“行百里者半九十”“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都非常适合形容当下这个阶段的特征。中国已存在客观成长性，而需要做的就是主观方面的努力，就是要把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伴之以思想观念的创新和思想进一步的解放，形成在人类文明主潮流下的实质性进步，来支持我国中高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不断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

　　吉炳轩说，要分析判断形势，善于发现机遇、创造机遇、把握和用好机遇。自觉做到“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实干肯干，创新创造。

　　中国经济的“张力”

　　2024年，中国经济站在2023年126万亿元GDP的起点上，想要实现突破，就需要挖掘更多可能性，寻找更多新动能。

　　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表示，2023年我国经济总体恢复向好，达到了预期目标，也有很多亮点，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因为一些长期的经济基本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江小涓认为，经济企稳向好要靠短期的政策组合，更要靠改革开放提供长期的新动能，而新冠疫情之后，全球化再一次加速，确实是提供了新动能。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目前开放的国际环境和经济环境和以前大不一样，下一步面临的摩擦、竞争会成为常态。因此，不能完全退回到国内做，但依赖大口径外循环推动经济增长也不现实。对外资在华投资的调整，要理性看待，努力争取，不必过度解读。要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增强在华经营的信心非常重要。但也要看到，外资比重受很多重要因素的影响。除了以开放促发展之外，还要以开放促改革。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认为，2024年全球并不会出现大规模经济衰退，将在“软着陆”路线上前进。从国内来看，中国民营企业投资相对较弱，地产行业同样如此。新冠疫情之后，消费有一定的复苏，但出现结构性分化，低端消费复苏快，中高端反弹力度不足。

　　在中国人民大学高级研究员刘志勤看来，我国的经济除了潜力、活力和韧性三大特点之外，其实还有“张力”这个特点没有发挥出来。“中国的经济有一定张力，而这个张力藏于民营企业。”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民间投资下降0.4%；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9.2%。民营经济作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是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2024年，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尤为重要。

　　迟福林关注到，投资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制约投资潜力的释放。他解释，从投资主体看，2023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比50.4%，比2022年下降3.8个百分点；从投资行业看，2023年服务业固定资产占比65.8%，比2020年下降2个百分点。应当说，这与投资领域存在的某些结构性矛盾直接相关。“如果这些结构性矛盾不能很好解决，稳定民营资本预期就有可能‘事倍功半’。”

　　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必须让民营企业有获得感。几天前，在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袁达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采取的务实举措将在四方面重点发力，包括不断强化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法律保障、狠抓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各项政策落实落地、持续畅通民营企业诉求反映和问题解决渠道、积极营造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市场对于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呼唤已久。袁达指出，将构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